听九十多岁的爸爸讲他童年的故事，故事的小细节常扣人心弦引人深思。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和爸爸并排坐在沙发上，我听爸爸讲他童年的故事。

爸爸说：“1937年到1938年之间，山东老家的村里突然流行一种病叫白喉。我们这个，由爷爷和五个儿子组成的，三代人的大家庭很快就死了四个五六岁的孩子。我的伯伯叔叔每家都因白喉病失去了一个孩子，只有我们家没有，我弟弟你三叔幸免。”

我问道：“让一个家一下子失去四个小孩的病好可怕！那时没有药吗？”

爸爸想了想说：“好多年以后我才听到盘尼西林，一种国外的药，可以治白喉病。“

盘尼西林在1928年被发现，1938年开始提炼，1942年弗洛里和钱恩提取了青霉素晶体，1943年开始批量生产，1945年测出其分子结构。

爸爸这跨世纪的私家小故事，让我真真地感受到基础科研为人类带来的福利，深深地感恩为人类谋福利献身的人们！

联想起几天前偶见一位在京城的山城美女的一则感叹“我好想有一个象屠呦呦那样的儿媳“。

今天，在听了爸爸的小故事之后，从山城美女的感叹中，我似乎感觉到美女对屠呦呦，研发出青蒿素挽救了世上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生命的女科学家，发自内心的敬佩；我似乎听到美女，独生子在念大一的妈妈，玩笑间愿为科学奉献的真实心声。

我又想到我在改革开放中度过的学生时代，一个社会和学校都鼓励弘扬为科学献身的时代，一个青少年的偶像多是科学家和革命家的时代。

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偶像的力量引导过我，在大学毕业工作四年后的读博生涯中，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享受做学问的艰难和迷茫，顺利完成有独到观点的博士论文。虽然我在1996年就改行搞软件开发了；2011年，我和我的导师聊天时，导师还问我要不要继续我17年前与我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基础科研。

愿类似屠呦呦、弗洛里、钱恩、和居里夫人的献身故事总流传人间充满偶象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