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归天后，隔着大洋的我们兄妹俩，黎川和静川，每周通话聊天养心，一起回忆过去五十多年里共享的爸爸妈妈叶姨和家的故事。

搬家是我们反复在讲的一个故事。从前搬家一次不容易，因为住房都是单位分配，换工作单位的机会不多，搬家的机会也不多。搬一次家总会留下难忘的故事。

我们和爸爸妈妈住一起的时候搬过三次家，分别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依次从市委北苑的家属区搬到伍家坝罗湾大院，从罗湾大院搬到东兴寺碉堡山的盐务局家属宿舍，从碉堡山搬到檀木林大街经委的家属宿舍。我们住过的四个地方都是妈妈的工作单位分配给的房子。

北苑搬到罗湾

1968年文革初，我们第一次搬家，从市委北苑的家属区搬到伍家坝罗湾，因为北苑的“黑市委”被“驻军办”取代了，前市委家属必须搬出北苑。

这次搬家的所有家当很少，妈妈的红色樟木大箱子和黑色猪皮箱、一个带轮子的竹童床、一家人的衣服被子、锅碗瓢盆、一根黑漆方凳，用一个平板车就装下了。北苑家里的大饭桌、几张椅子和一个大木床都是公家的不能搬走。

叶姨说从北苑搬到罗湾，是家公借来一个人力平板车，让永嘉舅舅帮忙拉车搬东西，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舅舅拉车，叶姨带上我们跟在车后面走，从北苑在关外的大门出来，经过隆井右转走三八路到罗湾。

伍家坝的罗湾是一个低洼地势的大宅院，坐落在从火车站通往蜀光中学的碎石三八公路左边，离蜀光中学不到一公里。

罗湾大宅院分前院、中院、后院，从碎石路下石梯就进到前院，从前院到中院是平地，从中院到后院还要下梯，所以后院更低。前院背靠通往蜀光中学的碎石路，后院紧邻木材加工厂的小铁轨道。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大院。前院有两排砖瓦房，背靠碎石路的是一排平房，相隔一个石坝子的另一排掺杂着平房和楼房。我们住在前院掺杂着平房和楼房那一排的一间平房大屋里，后来请人用竹篱笆加土坯隔成了两间屋。

罗湾住满了从北苑出来的“黑市委”家属。我们隔壁是李林姐姐和她爸爸，一位老红军，李林姐姐有一个弟弟在军队。李林姐姐告诉叶姨她爸爸尿床，叶姨就教李林姐姐去买狗肉炖汤给她爸爸喝。后来李林姐姐和爸爸搬到尚义号的一个大院里，叶姨带我们去看过李林姐姐，静川还记得在尚义号的大院里见到了好多罗湾时的邻居。我们在罗湾相隔一个石坝子对面的邻居是下台的市委书记李唐基，他家的左边是我们的公用厨房，右边是王富元家；我们很少看到这些大人，好像都是孩子当家。胖胖的黎川很喜欢坐在两家之间的石坝子，让胖胖的南方（李家二小姐）掏耳朵。静川还记得南方和李雁（李家三小姐）坐在石坝子把剪下来的长辫子编插到她的短发里，让她有机会摆一摆双手紧握胸前大辫子的姿势（样板戏宣传画上铁梅的大辫子曾是好多女孩梦寐以求的发式）。李家唯一的儿子叫弟娃，在文革时被打傻了，听说已经去世了。刚搬到罗湾不久，王富元的儿子一出大院就被打得头破血流，看上去很吓人。

叶姨带我们出罗湾大院时也有人要欺负我们。叶姨会很凶地说：“这两个娃儿的老汉儿（爸爸）是解放军！”

静川的故事：刚到罗湾，叶姨用一个漏水的搪瓷盆堆上稀泥坯和头发做了一个灶，放在公用厨房里烧水做饭，后来又请人做了一个灶台。我们的公用厨房里有个不小的水洞，洞里随时都有滴水声很凉快，所以厨房很潮，叶姨曾把剩的菜挂在洞子的壁岩上。厨房外李林姐姐家门前的石坝子还有一口水井。自来水停水时，全院子的人都来这里打井水和洞水。有一次厨房洞子里的水被打干了，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好奇地沿着几个石梯走到洞底，洞底的石头很平很滑，我不小心滑进石梯右边的一个一尺宽两尺长的小水井里。当我像一个落汤鸡惊恐地从厨房跑到石坝子时，节约姐姐带着妹妹正好来看叶姨，叶姨忙着和她们说话就没有骂我，让我自己回家把衣服换了。林彪事件前后，好多人家都从罗湾搬走了，有的搬去唐坎上新修的市委宿舍，有的搬去尚义号大院，罗湾大院里搬来了好多新人家。因为妈妈还没有找到单位，我们还住在罗湾，叶姨很快和新来的一些邻居成了好朋友，比如我们隔壁的一对年轻夫妇，女的长得非常漂亮，男的带眼镜，绰号眼镜儿，因为那时戴眼镜的人非常少见，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位个子矮小的司机，叶姨排队从他那要到一个装过汽油有盖子的大彬铁桶，洗干净了用来放怕潮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厨房很潮湿；还有肖老师，我在金子凼小学的启蒙数学老师。肖老师搬来罗湾不久，她爱人，在木材加工厂上班，就因车祸过世了，留下两个女儿。我们搬到碉堡山之后，叶姨还带我们去罗湾看过肖老师，参加了她在张家沱举行的婚礼，去她在四医院对面的新家看过她的新生儿。隔壁的眼镜很想要一个儿子，但他夫人坚决不要。有一天，我听叶姨绘声绘色地给人聊天：“隔壁女的去做了人工流产，打下来一个腰子；腰子就是儿子，好可惜！她眼镜儿就想要个儿子。” 我听得一头雾水，为什么腰子就是儿子，当然我不会提问，因为叶姨不喜欢我问问题。

罗湾到碉堡山

1972年，林彪事件后，我们第二次搬家，从伍家坝罗湾搬到东兴寺碉堡山盐务局家属宿舍，这时妈妈已经在东兴寺的盐务局办事组工作一段时间了。

这次搬家，爸爸不在家，妈妈在家。盐务局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来帮我们搬家，司机是胖乎乎的邱叔叔，听妈妈说他是文革前市委书记的专职司机。我们的家具是满满的一卡车了，在罗湾添置的全木材质量很好的书桌和车滚栏杆双人床都是用肖老师，叶姨在罗湾的好朋友，的木材加工厂职工优惠卷买来的。

我们住在碉堡山半腰上一个八户人家的L形联排平房，房外屋檐下有一米多宽的走廊。据说这曾是是盐务局的办公室，宽敞的走廊便于办公人员在雨天拿文件跨科室工作。L形平房是依山而成；长的一边住着六家人，大概三十米背靠山坡，坡上就是那个石头砌的碉堡；短的一边住着两家人，大概十米指向山下，我们家在短的一边。这里每户人家有一间半房子，只有我们家最宽是两间房子。每家有独自的三四平方米的厨房，是临街坡上的一排矮平房，与住房隔着一个露天坝子。

我们搬进这两间房子时，虽然前房主已经调到成都工作了，但他夫人和家具都还没搬走。因为听说有人想强行搬进来这即将空了的两间房子，我们就赶在房子还没有空之前搬来了。两家的东西都挤在一起，一家准备搬走，另一家准备搬进，有门的外屋乱糟糟的几乎没法下脚。前房主的夫人说一口普通话，她对提前搬进来的我们很友善，在邻居间也留下了传说。我们在碉堡山安顿下来后，还常听邻居讲她的小故事，说她喜欢小孩，不喜欢山坡下路边一家人把被车撞死的狗埋在山坡上她的窗外。

叶姨在碉堡山住房和厨房之间的空地上圈出一个小花园，种了红玫瑰和金银花。叶姨用柏松树杆给金银花搭了一个蓬，还招来内迁到自贡的外地人给长势喜人的金银花蓬写生。那时我们都很胆怯，看着写生的人充满好奇却又不敢上前搭话。邻居刘孃孃曾指着我们的小花园说：“叶姨好能干！你们没有搬来前，没有人会想到在这空地上开一个小花园。” 后来邻居崔嬢嬢和曾老师家也在家和厨房前的空地各圈了一个小花园。1986年，我们离开碉堡山搬到红星扁之前和即将搬来的那家人有过接触，那家女主人称赞我们的红玫瑰古老茂盛，听起来叶姨种了十多年的这棵红玫瑰已经小有名气了。可惜碉堡山已经被铲平从地球上消失了。

碉堡山搬到檀木林

1986年，我们大学毕业后都回自贡工作了，我们第三次搬家，从碉堡山搬到檀木林大街，因为妈妈退休前的工作单位经委在檀木林红星扁刚新建了一栋单位宿舍楼。妈妈分到一门栋三楼的一个带阳台的三室一厅。这是我们第一次住楼房。

这次搬家，我们的家具用大卡车拉了两三次，因为有好多家具了。大木床有罗湾搬来车滚栏杆双人床和一位离开自贡的老部长送给妈妈的棕绷大木床。一个土漆大衣柜是请人做的。一对做工精细的竹沙发是妈妈买的、沙发工厂专门送到家里来的。一对没有脚的土沙发是爸爸在自由市场买的。几个两尺见方的茶叶木箱是花三块钱二姑帮买的，爸爸把这几个木箱改装成有开关的门后给我们做衣柜和书柜。大饭桌子是叶姨买的，吃饭坐的两根木凳是爸爸买的。一个乌木大衣柜是爸爸在新街口的一个日杂公司门市部花了不到一百元买的二手家俱；爸爸把这个乌木大衣柜托运到北京，如今是我们家的一件古董了。还有罗湾搬过来的书桌和妈妈的红色樟木大箱子和黑色猪皮箱，以及静川上大学时用了四年的爸爸的棕色牛皮箱，还有锅碗瓢盆和花钵等等。

虽然爸爸妈妈静川都在家，黎川一个人操办了搬家一事。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黎川从林业局借了一辆大车跑了两三次，还请了四五个中学同学来帮忙，好像有王全，雷国钢，周永强，任加齐。搬完家黎川请大家去饭馆吃了一顿。静川没有参与搬家，因为她在蜀光中学上三个高中班的化学课还当班主任很忙。

我们住楼房时的隔壁邻居是后来自贡的一位黄副市长，他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一儿一女，他家是三室一厅带拐角阳台，搬进去前做过一些大改动。有一次，静川和妈妈聊到文凭和前途时，妈妈用隔壁邻居做榜样鼓励静川：“隔壁黄部长是中专毕业，从车间做起，因为有能力，从鸿化厂调到市经委当副部长。”静川说：“难怪我总觉得他像个工人叔叔。” 我们楼上住着熊明镜总工程师一家，他女儿是专家医生，妈妈找他女儿看过病也问过药忌药效等平常病人关心的问题。听妈妈说熊总也是从鸿化厂调来的。

我们搬到檀木林后，叶姨已经归佛（解放前叶姨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只吃素，她的头发也盘起来了。叶姨一定要用从来没有沾过荤的锅碗做饭吃，叶姨来家里看我们时，黎川想留叶姨吃饭就会说：“我给你做素菜，就在这里吃吧。”叶姨总是嘴巴一撇说：“我还不知道你们家？那些锅都是做过荤菜的。”她来家里看我们几乎不在我们家吃饭了。

小插曲

（1965年，妈妈、黎川和静川在自贡北苑的家门前合影）

（叶姨、黎川和静川在罗湾时拍的照片，寄给经常不在家的妈妈看）

（样板戏宣传画上铁梅双手紧握大辫子的姿势，铁梅的大辫子曾是好多女孩梦寐以求的发式。）

（1988年，叶姨在我们檀木林红星扁的家里。）

（1997年，爸爸妈妈黎川静川在檀木林红星扁的家里）

故事小花絮

这里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物也有小故事，比如与罗湾连着的我笑眯眯家公的故事。

从北苑搬到罗湾的那根黑漆木凳的历险记和留下的儿时记忆都在这里。

静川在罗湾当过铁梅的故事。

叶姨和节约姐姐的故事。

妈妈八卦时曾提到开车帮我们从罗湾搬到碉堡山的司机秋叔叔的故事。

这是父母都不在人间的第一个中秋节。会老桑家在硅谷的晚辈们，吃儿媳送的双黄红豆月饼和宓姐送的双黄莲蓉月饼，读宋代文人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默地追寻上世纪七十年代儿时中秋父母的身影是今年中秋的主旋律。

儿时记忆中的中秋节，没有双黄月饼和唐诗宋词，但是有叶姨做糍粑，妈妈买炒花生米、和爸爸买芽菜肉包子。自贡人中秋节吃的美食：糍粑、炒花生、和芽菜肉包子跃然纸上。

叶姨做糍粑

1968年文革初，我们家从市委北苑搬到伍家坝的罗湾。一个中秋节前，叶姨在几家人合用的公用厨房里提前一天用水把糯米泡上，然后带哥哥和我去罗湾大院后面的木材加工厂小铁路外的小水沟砍回来几根粗大的芦苇杆。叶姨把隔夜泡过水的糯米蒸熟后倒进一个大瓦缸，把洗干净的几根芦苇杆插进糯米中，让哥哥和我各自拿一根芦苇杆一上一下地锺（捣烂）糯米。叶姨说：“用芦苇杆锺（捣烂）出来的糍粑带着芦苇的香更好吃。”

我拿着一根芦苇杆一上一下地锺，因为糯米粘着芦苇杆，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提起陷在糯米中的杆。人又矮，我锺了几次就提不动垂直插进糯米中的芦苇杆，我自然地把芦苇杆斜插进糯米一上一下的锺，很快就折断了我的芦苇杆。我一点不记得用芦苇杆锺出来的糍粑有多好吃，但锺糍粑的艰难还历历在目。想起“最淡的墨迹胜过最强的记忆”，我觉得在儿时的记忆中，劳动出汗比享受美味更容易刻骨铭心。

“糍粑是用熟糯米饭放到石槽里用石锤或者芦竹（因地方差异，有的也用竹子来代替）捣成泥状制作而成。”
锺（自贡话）：捣烂

妈妈买带壳炒花生

1971年林彪事件后，妈妈到盐务局上班不久，我们家从罗湾搬到了东兴寺碉堡山上的盐务局家属宿舍。

在盐务局工作不久，妈妈就调到在北苑的经委上班。北苑与东兴寺隔着釜溪河，妈妈每天上下班的路线是碉堡山、电业局附近、五十梯的摆渡，北苑在关外的大门。如果摆渡不上班，妈妈必须从电业局走到洋灰桥（解放桥）过釜溪河右拐走到五十梯。

有一个中秋节，妈妈下班回来很高兴的说：“今天五十梯的摆渡不上班，我从洋灰桥（解放桥）走回来的。”我看着妈妈难得开心的样子就很认真地听妈妈说话。“我遇到一个背背筐的人问我中秋节要不要买炒花生。我说要买。我们就一起走到桥头的中医门诊所对面的树林边，我买了半斤炒花生。”

那时农民私自种植和贩卖带壳的炒花生属于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必须割掉；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没收农民自己偷偷种养和贩卖的农副产品。种养贩卖农副产品的人被抓到了会被定为投机倒把罪犯，买这种农副产品的行为也是违法；因为买家卖家都知道买卖炒花生是违法，是明知故犯，所以要偷偷地做交易。

妈妈明知故犯很开心地讲述买带壳炒花生的插曲让我记住了中秋节吃带壳炒花生的风俗。最近哥哥告诉我：“妈妈说过炒花生米配花生糖叫素火肘。我在网上还搜不到这名词。”

爸爸买芽菜肉包子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不久，爸爸从部队转业回到自贡，我们开始从饭店买一些成品回家吃。过中秋节买芽菜肉包子吃就是爸爸回自贡后才开始的一个中秋节习俗。

岁月留住时光的故事，
好似一瓶私家陈酿的好酒。
独斟独饮，
陶醉在私房记忆；
大家分享，
再现着身边历史。

小知识

1. 文革（1966年5月-1976年10月）

资本主义的尾巴：
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里的一切商品都必须经国营商店卖买,凡是不经过国营商店卖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没收农民自己偷偷种养和贩卖的农副产品。偷偷种养和贩卖的农副产品的人被发现会被定为投机倒把罪犯。

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2. 妈妈上班的路线（地图上端是北苑）：

小插曲

1. 2021年中秋节，爸爸的最后一个中秋节，有糍粑：
“【中秋节】佳节倍思亲，美食倍诱人。感谢小舅妈、小舅、小孃、小表妹、小狗陪老父亲欢度中秋。图3左下是自贡中秋传统美食白糍粑，儿时中秋的味道油然而生。”

2. 2022-09-10 没有爸爸妈妈的第一个中秋节：

将进花甲的哥哥想爸妈

我在硅谷和老桑家的晚辈欢聚：
凡凡、小冰和我：

丹丹和抱着小冰的我：

周末聊到儿时记忆，我说：“我好像还记得1岁半时的事情，可我哥不记得那些事了。”

但是专家认为，一般人三岁以后才能留住记忆。带着这个新知识，我开始为我儿时记忆加上时间标志，发现我儿时记住的都不是开心快乐点滴。

我记得井恩表姐来我们在北苑的家和我一起过生日，因为我们俩的生日靠得很近，还因为她爸爸，我的二姑父因为肺病在1968年1月2日去世了。那年井恩表姐5岁，我3岁。北苑是当时自贡市委所在，那里有家属区，住着多市委机关家属；表姐家和我们家都在北苑里。

过生的那天晚上，哥哥、井林表哥、和我并排站着看墙上的一幅画，表哥指着那副画上的人问道：“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我抬头认真地看了看墙上高高的画上的人就说：“是一个拿伞的人。”

哥哥却说：“是毛主席。”

表哥扇了我的后脑勺一下说：“你好傻，连毛主席都不知道。这幅画叫《毛主席去安源》。”

我觉得画上拿伞的人不像毛主席，也许是表哥扇我后脑勺让我开窍了， 从此我铭记了《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

我还记得在北苑的家门口左边有一棵矮树，我可以爬上矮树去看坡下，如果我看到坡下有陌生行人，我就会赶快跑回家躲起来，因为我害怕见陌生人。家门口右边有几级石梯，石梯下面住着别的人家；我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叶姨带我们去石梯下面的人家串门，听到那家人遇到贼了，叶姨就赶快带我们回家，以免我们家也来贼。这些都是因为害怕而留住的儿时记忆。

我们1968年从北苑搬到罗湾。罗湾是一个封闭式的巨大庭院，住了好几十户人家。罗湾坐落在伍家坝的那条从五四医院通往自贡火车站的公路边的低洼地段。记得我们要从路边下坡进罗湾大院。罗湾和蜀光中学在马路的同一侧，罗湾和当时的木材加工厂是马路斜对面。

所以我有关北苑的记忆都是三岁左右的记忆，我三岁前的记忆里都不是常规的快乐点滴，而是害怕出笨的细节。也许快乐开心很重要是后天引入的认知。

小插曲

1. 在北苑里的家门前的石梯（2008年）。

（2008年，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一起专门去看了我们在北苑的家。这是家门前的长石梯，我记忆中家门前左边的矮树没有了，但右边的石梯还在。下了石梯后真有一排灰砖房。）

2. 我小时候常见到的毛主席画像：

3.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

（“此画是24岁的刘春华在1967年国庆节前完成的。这幅画在文革期间印刷了9亿多张，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

4. 专家分享：
成年人回忆最早的儿时记忆往往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事。尽管许多最早的儿时记忆带着负面经历，但也有许多记忆保留了儿时的快乐经历（Howes、Siegel和Brown，1993）。
The earliest childhood memories recalled by adults are often of emotional events. Although many such memories represent negatively emotional events, many also preserve the happy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Howes, Siegel, & Brown, 1993).
what-your-oldest-memories-reveal-about-you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人们能够回忆起的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两岁半的时候。
On average the earliest memories that people can recall point back to when they were just two-and-a-half years old, a new study suggests.
two-and-a-half-year-old-memory

5. 专家解读：
虽然我们大多没有留下一到两岁的记忆，但是一到两岁的生活经历在不同的层次上影响成年后的我们，包括成年人的潜意识。关于“我三岁前的记忆里都不是常规的快乐点滴，而是害怕出笨的细节。也许快乐开心很重要是后天引入的认知。” 专家的另一种解读：也许我三岁前生活在一个快乐幸福的环境里，害怕出笨不常有，所以记住了。

从前在硅谷时，我去San Jose机场送人之后，常拐角去San Jose玫瑰花园溜达一圈做个半天游客闻闻花香再回家。

今天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先拐到波士顿公共公园做个半天游客，延续起我过去的习惯。公共公园的游客明显地比三月份时的游客多，我在公园附近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2.0美元／小时，最多停两小时）。

走进公共公园，熟悉的中国二胡凄楚乐曲和悠闲的美东都市凡人情趣把随心漫步的我带到一棵巨大的日本槐树下的一张朝东的椅子坐下。我右侧一棵大树荫下就是拉着二胡的一袭白衫音乐人；我眼前的草坪上零星地坐着年轻的妈妈和小孩、日浴的读书人、以及黏黏糊糊的情侣们。眼前各种色调的绿：草的新绿，树叶的黄绿、墨绿、灰绿、粉绿……骄傲地显示着美东夏季雨水的富有。

坐在椅子上，我闭上眼睛听头上四周唰唰的风声和树上鸟儿此起彼伏清脆的叫声，间或传来消防救护车超过一切声音的刺耳声和急躁司机的喇叭声。我觉得公共公园在视觉里有田园的悠然，但在听觉里还是充斥着都市的喧哗。

从正午到下午两点，我身后的大槐树像一个动态的伞慢慢地为这朝东的椅子撑开撑大了一个完美的遮阳伞。因为我的Pokemon Go游戏处于自动捉怪状态，我就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发呆。

妈妈离开我之后，我常和妈妈聊天分享出门在外的美丽景观。我觉得在心里和孩子们唠叨风景是一种暮年心态，而在心里和妈妈细数美景是一种重归年少。和妈妈聊天总让我想到妈妈的好，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世道。

我想起小舅和妈妈的一个故事。小舅出生在1963年，当时家公家婆已经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家七口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的生活费主要靠家公过世的第一任妻子的三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孩子：在内江的三舅，在东北营口的八孃、和在自贡的妈妈，提供。

妈妈曾说过：“你三舅一个人上班养七口之家，他自己就很困难了。那时主要是你八孃和我给每月给你家公生活费，我们每人每月给你家公20块钱，有时你八孃会寄30块钱回来。”

妈妈在自贡是家公家里宰子子（自贡话宰子子是拿主意）的人。小舅出世不久就有人家想领养他。因为生活压力大，家公家婆都愿意把小儿子送人。但是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说：“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养更好，我以后多给一点钱吧。”

妈妈去世后，小舅说他很感激妈妈让他留在了老袁家（外公姓袁），我才知道了这段历史。我又想起叶姨，照顾哥哥和我的恩人，从前常给我说：“你妈很节约，她穿的衣服还没有我的衣服多。” 我也听爸爸讲小时候：“你奶奶自己舍不得吃菜，只吃菜里的姜，把菜都留给你爷爷和我们孩子吃。” 我还听年长的友人感叹：“1970年代太穷了，为减少开销，我从不参加亲友的生日庆祝活动”。

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坐了快两个小时，想着在生命阶梯上即将升级的熟悉同龄人，我突然觉得这些曾经感动过我的长辈节衣缩食传说，在现今似乎已经失去实质性意义了。因为衣食，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如今的开销已经不大，其节约带来的作用也不大了。呕心沥血的父母长辈之爱在演化着，施爱者需要不断地学习进步。

也许能用心去爱就好！

小插曲

1.我身后盛开的槐树白花：

2.我眼前的绿、草坪上的人、和拉二胡的白衣人

3.那朝东的椅子和后面巨大的日本槐树，还有椅子右前方拉二胡的白衣人

4. 手足情（2016-05-24）
小舅捡回还好多书法给妈妈看，因为他知道妈妈从前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

5. 小故事
家公的故事
八孃的故事
小舅的故事
小舅搬石磨进京
小舅是酒仙
叶姨的故事
叶姨批评天气预报不准(1970s)
叶姨做会买棺材(1970s)
叶姨钻防空洞躲飞机(1939-1941)
叶姨做豆花
叶姨做凉糕
叶姨说小孩不会装病
叶姨和节约姐姐
叶姨做病号蛋花汤
叶姨和塑料口袋

这种现代人的小心谨慎突然让我想起我儿时在罗湾的一个重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一场指责。

小时候住在罗湾，每年冬天甘蔗收获时，家家户户都会买一捆一捆的甘蔗来吃。甘蔗的特色是吃的少扔的多，所以吃甘蔗扔的甘蔗皮和甘蔗渣好多。有邻居会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摆在石坝子上晒干后当柴烧。

我喜欢甘蔗，喜欢甘蔗的甜。可是容易啃的甘蔗尖尖不甜，难啃的甘蔗根根（很硬）很甜；啃到甘蔗根根时，我嘴角常被甘蔗皮刮破。所以我吃到甜的甘蔗时常会伴有嘴角的伤痛感，很不舒服。

有一天下午，天气很好，我回家时发现家门是锁上的，叶姨和哥哥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回不了家，我就一个人坐在有太阳的石坝子上耍。大概是有点饿了，我就开始挑晒在石坝子上的甘蔗渣来吃（在别人嘴里被嚼干了甘蔗汁吐出来的渣渣）。晒在地上甘蔗渣，有的已经发霉变黑不好看了，我只挑没有变黑的甘蔗渣吃。

我发现甘蔗渣嚼起来很甜（水分蒸发后留下的糖分就浓了）而且不会伤到嘴角。这发现让我好开心，我一个人坐在太阳下的石坝子上吃了好多别人吐出来的甘蔗渣。

董二娘（在杨孃孃家带马英的保姆）路过石坝子看见我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在挑甘蔗渣吃就把我叫起来带走。后来她告诉了叶姨，叶姨把我大骂了一通。我一直没有机会给董二娘和叶姨说甘蔗渣其实比甘蔗更甜又不伤嘴角，我的一个关于甘蔗的重大发现。今天我终于说出来了，一种释怀。

那次我不知道嚼过多少人吐出来的甘蔗渣，在今天的形势下，我的所作所为是严重违法乱纪。

小插曲

1. 董二娘
我记得董二娘高挑清瘦很和善。用今天的潮语，董二娘颜值高。
叶姨的做保姆的好朋友都叫姨，比如：赖姨、郑姨、和颜姨。
叶姨说董二娘没有结过婚是老姑娘，所以叫董二姑娘，简称董二娘。
那个时代，一个未婚女人被给予了特殊的称呼，在今天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侵犯个人隐私。

2. 2017年1月25日，在自贡啃甘蔗的感叹。

【忆童年】吃商高人的故乡情怀：坐在小舅妈家里，闻着浓郁芳香的蜡梅，啃着1米8长的甘蔗，咽着冰冷甘甜的甘蔗汁；手僵冷，肚皮冷，嘴里甜蜜蜜，童年的记忆栩栩……

3. 二姐啃甘蔗把牙齿啃掉了

4.我在啃1米8长的甘蔗。

5. 美国CDC终于认为COVID-19主要是空气中传播，而不是实体表面接触传播了。
过度清洁（实体表面）是一种罪，一种不是没有受害者的罪。

6. 我的罗湾童趣：
认田字找汤药
我当过小偷
我很小就尝酒了
哥哥提前上小学
珍贵的塑料袋
哥哥小时候挑大梁
当铁梅，听吵架

看着照片，我想起了我们在罗湾的一些往事。在文革高潮期，罗湾大院住着很多从前市委机关干部的家属，机关干部们经常在外学习或下放劳动，所以院子里很多人家都是孩子为王，我们对门邻居李唐基家也是这样。

因为叶姨的好朋友赖姨在文革前是她们家的保姆（文革后，赖姨去五四医院带小孩），所以她们和叶姨也很熟悉，有时我们一起坐在两家之间的露天石板坝子里乘凉摆龙门阵。

我们住在罗湾前面的院子，那时样板戏《红灯记》里铁梅的长辫子是好多小姑娘羡慕的发式。我也很想有个长辫子能从后脑勺甩到前面来双手紧握，就像铁梅那样。可惜叶姨说长头发不好梳也不好洗，我小时的头发就没有蓄长过。我知道对门的姐姐家里存着剪下来的长辫子。

终于有一天，对门的南方姐姐和她妹妹坐在露天石板坝子里，花了不少时间把她们存的长辫子安插到我的头上，让我享受到双手紧握胸前大辫子的滋味，我高兴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晚上，天已经黑了，我们一起坐在露天石板坝子里，叶姨一边在帮我和哥哥洗脚，一边跟她们摆龙门阵。一个住在罗湾后面院子里的造反派邻居路过我们时正好听到叶姨在骂我；那邻居以为叶姨在骂她，就回敬地骂了叶姨，但是叶姨在忙着照顾我和哥哥没有听到。事后大姐姐们告诉叶姨刚才路过我们的那个人骂叶姨的话，叶姨听到后非常生气。

几天后，叶姨去把大叶哥哥（叶姨的大儿子，工厂里的造反派）和他的朋友叫来了。后面院子的造反派邻居本以为她骂了落难中的走资派家属，没想到她骂了一个造反派的妈妈，一个不识字的很厉害的大妈。那天晚上叶姨和大叶哥哥的几个朋友一起到后面院子找到那个邻居吵架。那天吵架的阵势很吓人，我挤在人群中看不到叶姨，只听到她在骂人，吵得好像快开打起来了…… 这一仗好像叶姨打赢了，自此后面院子那邻居不再专门路过我们这里，上院一个近似死角的地方。

我还想起我们刚搬到罗湾时，我看到几个好大的哥哥出罗湾的院子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后回家来，很吓人。叶姨带哥哥和我出罗湾院子时，也有人要欺负我们。叶姨会很凶地对那些人说：“这两个娃儿的老汉儿（爸爸）是解放军！”。所以哥哥和我很少出院子。

小插曲

1. 我们在罗湾时，能干的叶姨、哥哥、我：

2. 我小时候很向往的铁梅的发式：

3. 2008年回自贡，大热天，哥哥特意陪我去拜访了有着我丰富多彩儿时记忆的罗湾大院。
可惜大院已经成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只有这门牌还留着一点点从前。

这条杂草覆没的小道是我们上街的必经之路. 真真地记得小时上街的路: 从罗湾大院上来,穿过石子路,就到了这小道; 顺着这小道走,就会走到自贡到宜宾方向的铁道路; 沿着铁轨走,再下一个坡,就到了釜溪河边; 沿着河边走,就到了五十梯; 上了五十梯,就是关外的柏油马路了!

4. 我的罗湾童趣：
认田字找汤药
我当过小偷
我很小就尝酒了
哥哥提前上小学
珍贵的塑料袋
哥哥小时候挑大梁
甘蔗的重大发现

在保护环境减少一次性塑料袋消费的呼声下，我在硅谷时常去的几个商店几年前就不提供一次性塑料袋了，购物者要么自带购物袋要么在商店买可再用袋子。

到了Waltham后，虽然我们每周去买菜的商店还提供一次性塑料袋，但我们购物时都自带布袋，所以我也不觉得一次性塑料袋有多不好。

但是2020年疫情出现后，我们每周买菜的商店不允许消费者自带购物袋，因为担心私家购物袋可能携带传播病毒。

自此每周一次购物后，我就会把好多塑料袋扔到垃圾桶，因为一次性塑料袋是不能回收的。看着如今当垃圾扔的塑料袋，我想起小时候塑料袋是很稀有珍贵的东西。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在罗湾的家处在一个低洼地势，厨房里有个水洞，随时都有滴水声；厨房外还有一口水井，所以我们的厨房很潮湿。

为了防潮，叶姨从当司机的一位邻居那里要到一个装过汽油有盖子的大彬铁桶。花了好多时间洗干净那铁桶之后，叶姨会把怕潮的干东西放进彬铁桶里，再盖上盖子。有时叶姨还去找人要一块生石灰（块状象石头一样，成分是氧化钙，其吸潮后变成粉状的氢氧化钙）来放进彬铁桶吸潮。虽然彬铁桶是盖着的，里面的生石灰块也会吸潮后变成粉。总之，那时食物防潮是一件辣手的事。

塑料袋在上世纪70年代是新东西，很稀少珍贵。有一次，叶姨得到一个塑料口袋，她好稀奇地对我说：“这个口袋很好，不透气，我们存起来以后用。”

过年之前，叶姨跟往年一样早早地用沙子炒带壳的花生准备年货。看叶姨翻炒着沙子和花生，我突然想起那个塑料口袋，就对叶姨说：“我们用那个塑料袋来装炒好的花生，花生就不会回（回是自贡话，潮的意思）了。”

叶姨称赞了我又叫我去拿来那个塑料口袋。我两手提着塑料袋的口，叶姨把刚炒好还是很烫的带壳花生倒进那珍贵的塑料袋。

我们惊讶地看到那塑料口袋化了，带壳的花生全掉到地上了。

看着那珍贵的塑料袋被毁了，叶姨对我说：“你那么聪明，怎么不知道塑料会被烫化？”

我也很心疼那个塑料袋，所以想了好久为什么我不知道塑料会被烫化，自然是不得其解。

回忆从前，我的封闭无知童年环境，在没有图书馆的老家自贡，别有风味。

小插曲

1. 叶姨用的生石灰象这种：

2. 彬铁桶象这样：

叶姨在带哥哥和我之前带过节约姐姐。

叶姨说她带节约时干家务事很麻利，她干完家务事后出去打麻将被节约的妈妈（一个南下干部）批评了，叶姨一生气就离开了她们家。

虽然叶姨没有在节约的家里呆很久，但是节约很喜欢叶姨，我们住在罗湾时，她带着她的妹妹从市区走到罗湾来看过叶姨，叶姨和节约的妈妈也成了好朋友。我小时候，叶姨生日时办家宴，节约和她妈妈有时也会去参加，虽然我妈妈从来没有去过。上世纪70年代，自贡风行养金鱼，我们第一次养金鱼就是叶姨带着哥哥和我去节约姐姐在英雄口河对岸山上的家里要来的。

节约结婚后搬到碉堡山上和她公公婆婆住一起，我们就成了坡上坡下的邻居。叶姨说：“节约有福气，她早上上班太早天还没亮，她公公会送她走一段没有人走的铁路。”

节约临盆生女儿前到坡下我们家来，叶姨烧了热水给她洗澡。叶姨说：“生小孩之前要洗得干干净净，因为生完小孩坐月子是不洗澡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感受到节约姐姐在快当妈妈时对叶姨的依恋；我还感受到叶姨对她带过的孩子深深的爱。

记得我们住在碉堡山的时候，有一次，叶姨和我在盐务局附近的路上遇到了节约的爸爸，我们没有打招呼对面走过之后，我好奇地问叶姨：“刚才那是节约姐姐的爸爸，他为什么没给我们打招呼？”

叶姨说：“他的下眼皮是肿的。”

我又问：“他生病了？”

叶姨说：“他下眼皮肿就看不到我们。”

我没有听懂，但也没有问叶姨，因为叶姨不喜欢我问问题。

最近我才知道，节约的爸爸在1956年时是自贡市委委员，我明白了叶姨的话，也更懂叶姨的脾气了。

我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节约姐姐后，节约姐姐说：“叶姨性格比较强势，其实我爸本来不怎么爱说话，我爱人回家他都不怎么说话，只和我爱人下下棋，不然面对面都没话说，说他不招呼人，性格使然。我妈对叶姨很好。叶姨珍珠寺的房子拆迁补偿都是我大兄弟给他们办的。”

小插曲

1. 节约姐姐和我的聊天截屏：

2. 去年我讲妈妈的故事时，提到了牟政委。碉堡山的邻居宗二姐的同学晓英姐分享了一张她保存的她爸爸和牟政委的老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才知道节约的爸爸在1956年就是一个领导。

哥哥很能干！

妈妈在长沙坝修水库时（注1），叶姨把哥哥送到水库陪妈妈让我觉得哥哥好能干！

从自贡到长沙坝水库有100多公里，那时好像没有长途公交车从自贡到长沙坝。

叶姨打听到单位有一辆给长沙坝送菜的货车会路过解放桥，她就带着哥哥和我从罗湾走到解放桥去等那辆大货车。

从罗湾走到解放桥的路好远（1公里多），我们要经过羊肠泥土道、自贡到宜宾的铁路、釜溪河边的碎石路、关外的五十梯，才能走到解放桥。我们去解放桥等了两三天才等到那辆车。我看着叶姨把哥哥举到大货车栏杆上，哥哥自己爬进装满蔬菜的无篷车箱里坐在菜堆上。我不懂挥手道别，只望着哥哥随车远去。哥哥走后叶姨对我说：“你妈一个人在水库日子不好过。你哥去水库陪你妈。” 我觉得哥哥好能干！

哥哥很坏！

妈妈从成都学习（注2）回来后的一天，哥哥说他不舒服不想吃晚饭。叶姨发现他身上有香烟气味就告诉了妈妈，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打哥哥。

打完哥哥之后，妈妈又紧张地追问哥哥从哪里弄来的香烟，因为那时的香烟要凭烟票才能买到，哥哥即没有钱也没有烟票。我现在明白了妈妈的那种焦虑：担心她不在家时无知的儿子遇到坏人了。

当哥哥说是邻居的小男孩给他的香烟时，我看到妈妈放松了，妈妈提醒哥哥抽烟不是好习惯，以后不要抽就完事了。可我还是觉得哥哥抽烟好坏，那个给哥哥烟抽的小男孩更坏！

哥哥很勇敢！

林彪事件后不久（1971年），妈妈调到盐务局上班，我们还住在罗湾。那时妈妈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叶姨就叫哥哥下午去盐务局等着妈妈，等妈妈晚上下班后陪妈妈一起走黑漆漆的铁路回家，因为罗湾与盐务局隔着釜溪河，罗湾和盐务局之间最近的路是自贡到宜宾的铁路；那段铁路在两山之间，白天的行人很少，晚上黑漆漆的更没人走。叶姨和我在家里等到妈妈和哥哥回来后才会睡觉。哥哥说：“妈妈和我有时会从电业局的那个没有灯的黑漆漆的小洞子穿过，过解放桥，从关外的马路，绕道走回罗湾。那是大马路，不那么吓人，但是比走铁路要远好多。”

哥哥很照顾我！

前几天，我和在澳洲的珍珍聊天聊到我们年轻时的故事。

珍珍说：“我是家里的老大，还不会算术时就跟着爸爸一起去学习买菜；几岁就一个人去买米回家，因为大米太重，我不知要歇多少次才能把米搬回家。责任感从小就练出来了。”

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责任，小时候叶姨管家做饭，工作后妈妈管家爸爸做饭（注3）。哦，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出去旅游几个月，我哥管家做饭；他要出差一周，他提前给我炒了一大盆芽菜肉臊子。我一个人在家吃了一周百吃不厌的臊子面。”

珍珍笑了：“你看你现在多能干。老话说：‘油是挤出来的。’”

岁月留住时光的故事，
好似一瓶私家陈酿的好酒。
独斟独饮，
陶醉在私房记忆；
公开分享，
再现着身边历史。

注1: 1968年11月，市级机关300多名干部被以“斗、批、改”名义进“五·七”干校到威远县长沙坝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接受“改造”。
注2: 1969年9月，妈妈去成都学习班。
注3：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回母校蜀光教书。

小插曲

地图上罗湾、解放桥、盐务局、自贡到宜宾的铁路的方位：

妈妈上学习班的学生证：

叶姨、哥哥、和我（这照片大概是照来寄给不在家的妈妈看的）：

妈妈在长沙坝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

今天天气成了人们和收音机里的主要话题了，因为这两天的积雪可达7到15英寸。

坐在暖和的室内，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很惬意。讲一个记忆深处妈妈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陪妈妈去看望杨孃孃，妈妈的一位同事，她的丈夫罗叔叔刚去世。

去之前，妈妈告诉我杨孃孃和罗叔叔都是南下干部，他们没有孩子，有个养女。罗叔叔是一个模范丈夫，里里外外一把手，把杨孃孃照顾得很好，最近去世了。

十几岁的我，对死没有感受，所以我对妈妈和杨孃孃聊了好久的内容没有兴趣，我一点不记得她们聊天的气氛。

我记得杨孃孃比妈妈矮，她有一张胖乎乎的圆脸。杨孃孃不是自贡人，她的自贡话有特别的口音。那天她大声地对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我现在是光喝水都要长胖的人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光喝水都要长胖“不可思议。

那天看完杨孃孃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告诉我罗叔叔的故事：罗力在经委时曾是妈妈的领导。他是大学生，被组织上调到位于黄坡岭的四川理工学院做筹建工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繁重的筹建工作让他积劳成疾很快去世。妈妈对此很是惋惜，说他是一个能干的有文化的南下干部。

作为一个把青春和美好年华都献给工作的职场女性，我觉得妈妈讲同事的故事也是在讲妈妈自己的故事。今天我更能体会到妈妈当年对早逝同龄人的那份伤感，领悟妈妈一生敬重生命的强大意识。

30多年之后，不到半百的我开始体会到“光喝水也要长胖”的痛苦，我常想到杨孃孃…… 这时发达的网络给我条件上网查阅到有关更年期和体重增加的信息。各种尝试之后，我觉得多运动多寻开心是减少“光喝水都要长胖”的途径之一。看到一种说法把人的疾病根源归纳为：合成障碍、代谢障碍、和血管瘀堵。我想“光喝水都要长胖”大概属于身体里缺酶造成的合成代谢障碍。

黄坡岭的四川理工学院已经扩大并改名成四川理工大学了。可是我在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有关罗力筹建四川理工学院的信息，网上好多因《父亲》成名的画家罗立的消息。

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此文，高中同学苓和茂都认识罗力，征得她俩同意，截屏她们的留言。

苓：“我对罗力伯伯有印象。他应该在盐局工作过。”
茂：“罗力曾担任过鸿化的党委书记，它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在北京，听我爸说当年去北京还住过他父母家。罗力当年在理工学院因缺钾在市二医院未及时诊断病故，太可惜了！”

请罗湾的发小查问杨孃孃，才知道她叫杨淑清，已过世了。

献给热爱生命的妈妈（1928年10月25日－2018年5月2日）。

后记小花絮

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年度的“体检”，所以罗叔叔及家人不知道他缺钾，才造成了他的早逝。

那时大概也没有“更年期”一说，杨孃孃大概不知道她“光喝水都要长胖”也许与更年期有关。

我开始体会到“光喝水也要长胖”的痛苦时，我常想到杨孃孃，想到她为不明真相的体胖所困惑的痛苦和她失去丈夫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苦。相比之下，我有机会明白“光喝水也要长胖”的起因，就更感恩医学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

杨孃孃和罗叔叔的这个小插曲让我感受到，30多年的发展真的提高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小插曲

1. 大雪天的景色
崭新的二月天，雪地和毛绒绒含苞的玉兰，还有女儿做的绿床上的蒸蛋早餐：

（2021年2月1日晚上的大雪。）

2. 妈妈和杨淑清在一起的照片：

（1960年元旦的“决战总指挥部秘书组全体同志合影”，从左到右：前排是王开科、胡德斯、？？？，中排是李绍贤、王孝容、袁永淑-妈妈、杨淑清，后排是杨启明、王典棠、吴家润。“决战”估计与大跃进大炼钢铁有关。）

（1970年元旦的““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五期干部班自贡队一组学员和队部工作人员”，前排从左到右：杨淑清、袁永淑-妈妈、徐祖华、李绍贤、何光耀。“省革委”是省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是文革期间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机构。）

（1991年4月，牟海秀回自贡与老市委部分女同志合影。前排从左到右第五位起：杨淑清、朱敏、袁永淑-妈妈。）

3. 妈妈和罗力在一起的照片：

（“欢送家润同志留影 1977-5-17” 前排：王典棠、袁永淑-妈妈、王？？、吴家润、罗力、杨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