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缺员副职多
江苏东台市，5月13发现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经诊断确认患者丙肝病毒感染69例，多为中老年人。专家组调查，是由感染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三甲医院）陆续出现多起患儿不明原因发烧，4月9日开始向外院转送患儿，4月5到20日5例新生儿死亡。经调查是由肠道病毒引起、因管理不善造成的。

都是公立医院,人祸定性没疑问。院长被免职，卫生系统分管官员受处分，不过是丢了官帽，与失去新生儿宝贵生命的家庭相比，轻重程度并不匹配。网上有人本能发问，难道不该有人坐牢吗？
管理不善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是什么？按规定血液透析中心每名护士每班负责的患者不得超过5名，实际上是每人至少负责9台机器。护士人少事繁忙中出错固然不该，由其承担全部责任也不公平。人员配置不合理及“感染意识淡薄”、“组织措施不力”、“消毒措施执行不力”等，都是指向集体责任—这很可能成为关键岗位人员推责的“利器”。
大而化之的集体问责，无法触及问题根源，难杜绝重犯。因人手紧缺是医院的通病，仅指出问题没有意义，重要的是用清晰有力的问责倒闭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以上摘自2019、6、3《经济观察报》08西坡《东台丙肝事件：集体问责难触根源》）。
其实，照顾住院患者日常生活的护工，都是家属自己承担或从护工帮高价聘请的。不仅医院缺护士、医生、化验检测人员等，学校尤其是县以下乡村的学校都缺教师。教师有的托关系调进城里了，或辞职另找门路了，或靠后台改做公务员了。缺是常事，而且是不断发生的，学校只得找代课教师来顶替。学校负责人也愿意，因为代课教师的工资约为正式教师的五分之一，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福利补贴，还可随时辞退推出不管。另外大中城市的大中学，也有的老师因各种原因缺课，不得不随时找老师代课。
其他许多行业一线也缺员工，而领导岗位的副职多多，少则两三个，多有十几个。一位盐业公司书记，用盐业学会会长的名义到美国“考察”盐业（他出国期间，有副书记负责整个工作）。对方（当然是资本家、资产阶级）亲自开车到机场接他，亲自开车陪他到各处参观，并亲自开车送他到机场。他回国后十分感慨，说人家不但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也好，资本家都不像资本家，事事亲自干。如有的局副局长多，差不多一人分管一个科室了。又如副委员长分管了各项工作，委员长携夫人畅游各国。还有高级低配，如副县级正副乡长书记，副厅局级正副县长书记等。为什么不能高职低就呢？如县长改任乡长、科长，乡长、科长改任办事员，办事员到一线当护士、教师等。不能，因为官员是经过精心选拔、短期大小会议学习教育、各级党校一两年的培训的，是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兼优的，哪能大材小用呢？何况除非有严重错误或问题，大多是稳坐官椅或只升不降，少有官员向下滑的。另外，有的党政官员接近退休年龄，就调入人大工作，然后再调到政协，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余热，级别、工资、也与其他官员一样提升，各种政治经济生活待遇均按级别和职别。
一线员工缺就缺吧，这能使他们马不停蹄、分秒必争地干，免得偷懒，好处很多。

除了自称的主义其他主义都有2019、4
有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嫡传弟子，最忠实的信徒。可惜学到真经很难，做到更难。而且经典千千万万，在先后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问题写的也不同，也有改了的已经修正过的。究竟学那些？往往急用先学，学好用的、对己有利、合自己口味的、用起来方便顺手的。各取所需，学到的经不同，做法也就不同了。
提出在一个数个落后国家首先夺取革命胜利，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是离开了马恩关于多数先进国家同时夺取革命胜利的学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乘国家外战失败、旧政权陷入危机、国内大混乱之机夺取政权，从被统治者一跃变成统治者，当然很好。当时临时政府已经逃走，剩下几个次要的部长和极少的卫兵，反沙皇党派带领少数工人赤卫队等（按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的经验，还没建军队）轻松占领冬宫也算武装革命，不算冒险主义；社会革命成功立即不停顿的革命推行共产主义，是不是教条主义？是不是有点冒进？可惜，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立即推行共产主义制度，导致处处碰壁，自己就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不得不退而改行新经济政策，补上经济发展这一课。就像在已经搭起的上层建筑挡风避雨的屁护下，再挖地基打基础那样。
在上层建筑框架下快速打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有点像以高度集权为顶点、共产公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三个底角的立体三角锥形。只有在共产党集权下才能实现公有；对庞大的公有经济只能由中央计划安排生产；除少数计件计时工种外，绝大多数工作难以计量其数量质量，只能实行简单划等级的按劳分配。从理论上讲，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安排，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表现，可惜实际上难以办到，更难做好。因为从上到下谁都像是公有制的主人，谁都不是真正的认真负责并负责到底的主人，谁都站得拢走得开，谁都见利就争不利就躲。也因为人的头脑不可能计划出不断变化的几千万个企业几亿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而且必须执行的计划严重挫伤企业和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影响生产的发展速度和品种质量；按简单等级的按劳分配，容易带来“大锅饭养懒汉”。在这些过程中，都会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忘了为国为民，互相计较、歧视、排挤、仇视、敌对等。
列宁发明“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而且“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十月革命当晚各党派联合会议上，列宁宣布建成布尔什维克一党政权，次年宣布其他党派都非法并取缔、彻底消灭，创立党国极权专制政体，宣称领袖“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王铁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考察》2011、11《炎黄春秋》）。他的《党的组织和当代文学》说，”（无产阶级文学）将是自由的文学”，“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的广阔天地”，“言论和出版……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掌权后的1920、6回答西班牙工人党考察团提问时，却说“我们从来不讲自由，只讲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沙文主义等，更狠批民粹派、取消派、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他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为了确保“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不断制造各种“宗派”“集团”“主义”等罪名，几乎把早期的革命领袖杀光，大清洗2000多万人被处死或死于狱中。苏式各党把苏共那一套搬到本党本国推行，更在党内制造这样那样的“派别”“集团”和“主义”，清除不同意见不同政见者，确保“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
为了摆脱极端孤立和被动的困境，1919年列宁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通过各国的党，发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起来，拖住帝国主义的后腿，帮助苏联打退国内外敌人的围攻。共产国际是苏共掌控的，并且也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各国的党都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一切听从共产国际的号令。大肆宣传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各国党都要全力捍卫苏联的利益，为保住苏联的利益要牺牲本国的利益，为苏联尽国际主义义务，否则，就被斥责为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和反苏反共。可是苏共领导人却继承沙皇衣钵，凭武力把中国的蒙古“独立”到它的卵翼下，同时不断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可见苏共苏联不但是老子党，不但搞大国沙文主义，不但凌驾于兄弟党兄弟国家头上，而且是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绝非它自吹的什么“科学社会主义”。
所以，在某些国家，除了自吹的主义以外，实际上几乎什么主义都有。就拿剩下的几个苏式国家来说，就有家天下的社会主义，兄弟“禅让”的社会主义等等。看来就连“特色社会主义”，也各有各的创造发明。

民主的“共性”与“特色”2019、5
世界各国的民主都不一样，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可谓各有特色。民主的一般形式指三权分立、选举投票、政党竞争、各种自由、地方与社会自治等民主的共同特点，即共性；民主的具体形式指共同特点在每个国家的具体表现或落实，如不同国家总统、总理、首相的权力有多有少等等，即个性、特色。共性比个性更重要。
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搞自己特色的余地可以说很大（如总统制、内阁制、法国的半总统制，英、日的首相制等）或很小，但前提是都必须贯彻“三权分立”等原则。无论喊不喊“特色”口号，都会有个性特色，即使想完全模仿别人也不可能。不过，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民主时不喊“特色”。
美国要建民主制度时遇上法国大革命，一边传播其自由民主思想，一边汲取其暴政教训，又批评英国宪政维护贵族特权，力求搞美国自己的特色，并高喊美国特色。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中叶，属于宪政民主形式系统的结晶期。美国民主领先于英、法。
从现代文明形成结晶后，后来的国家再搞特色，就难免带上抵制先进文明的色彩。世界上首先举起特色大旗的德国，一面崇尚英、法的文明进步，一面民族自卑情绪不断增长，以至拒绝使用代表现代工业、政治的当时流行的“文明”一词，用“文化”代替……在这种落后观念和制度下孕育出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主的“共性”微弱“特色”突出，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大胜后，呼喊着建“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后经过“外科手术”，德、日的自由民主思想才有实质性进步。
拉美、东南亚、西亚等众多国家，绝大多数都呼喊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因经济落后而传统文化力量强大，民主的一般形式难免被扭曲，将长期受不好“特色”的困扰……
以上展开的历史画卷说明，抵制现代民主的一般形式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以上扼要摘自尹保云《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2012、8《炎黄春秋》31—33“民主的‘共性’与‘特色’”）
任何一个事物、人或国家，都不同于其他事物、人或国家，都有各自不一样、不完全一样直到细微的差别，所处的时、空都不同，都有各自特殊之处。
后发的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接受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少走弯路，实现后发优势。因为推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又难以摆脱或难以完全摆脱，可能会影响速度。。
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间会长一点。自然，不提“中国特色”几个字，谁也不会把中国社会主义与以前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和现在朝鲜、古巴社会主义混淆了。

各大城市和下属各区年年都出台关于当年义务教育招生文件，规定具备各种条件的儿童家长为孩子报名，经审核合格后，到指定学校按计划招生名额招收，额满为止。不保证每个学龄儿童都能上学，不是一个也不能少，而是一个也不能多。
非户籍学童的家长，必须提供父子关系的户籍证明、一年以上的务工证明、本区暂（居）住证、现在居住（租住）证（必须是正规正式的房间）、原户籍地教育部门同意其外出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注：不同城市及城市的不同区对“五证”的要求也有不同），并在本区连续缴若干年社会保险金，才能将所有材料上交有关部门，经反复审查核实后，才同意安排就近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任何一份材料或某项材料的某一点不符合要求，就不能入学。
农民工凑钱，租房屋和场地，聘请校长和老师，教子女读书。当然，条件差些，水平也低些。但是，广大农村的学校不都是低水平的教育吗？接受水平不高的教育总比不受教育好。实在没处读书，跟私塾先生念《三字经》学打算盘，也比不识数两眼一抹黑好。有的大城市教育部门，拿城市正规小学的标准衡量农民工子女学校，感到处处不满意，就取缔了之。
有个大城市，今年义务教育小升初“全面实行学位积分制”。有了正规正式的学区房，还要看“房龄”等各项积分多少。其中的学区房，从房产证发证日起，每住满一个月加0.05分，住满三年36个月积1.8分。今年全面按学校招生计划人数、家长填报（第一第二）志愿顺序和学区积分高低顺序录取，录满为止。优质的实验学校坂田校区6年级学生不再享有对口直升的权利。除招生人数与填报志愿外，关键是积分多少。有时一分甚至半分之差，就影响被录取的机会，家长们怎么不担心呢？
为什么不多建些义务教育学校呢？难！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房地产业大发展。经过任何城市，首先看到的是大片的高楼社区。房地产业成了支柱产业，与房地产业有关的税额巨大，各省的年“土地财政”收入一两亿。自收自用，比拼经济发展速度，创造GDP和政绩。在大建高楼社区的同时，为什么不按社区入住人数相应地建设配套的义务教育学校呢？不能，因为钱要用在能创造利润的产业上，而义务教育学校不能现得利。

“2018、6
《英国“社会主义实验村”背后的故事》（2018、5、18《文化快报》13，摘自《同舟共进》文/李宏图），指出“社会主义实验村”的首创者是企业家大卫.戴尔，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只是后来的接替者和管理者。
戴尔生于杂货商家庭，10多岁被送到纺织手工场当学徒，1763年前后与人合办贸易公司，1777年和爱丁堡皇家银行行长的女儿结婚，走进上流社会，1783年成为英格兰皇家银行格拉斯哥分行经理。同年与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赖特决定建纺织厂，地点选在新拉纳克的克莱德河峡谷，可利用水力提供动力。他拒绝了阿克赖特合资的建议，另觅几位合资人建厂，但吸收了阿克赖特在建厂同时建商店小酒馆教堂等、并将工厂和工人的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形成社区的理念和做法，将新拉纳克建成“工厂社区”。
因工厂四周很荒凉，人口稀少，居民不愿到厂工作，他就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等慈善机构招收一批儿童。因童工较多，就减少工作时间，为孩子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如早餐有牛奶、燕麦、面包、起司，午餐晚餐甚至供牛排，工余到校读书。欧文后来说：厂主不惜投入费用让贫困儿童生活舒适，住房清洁宽敞、空气流通，饮食丰富，衣服整洁，长年聘医生为孩子预防疾病和治疗，聘请优秀的教师上课。这样的工厂当时就像个慈善机构，戴尔实际已将“工厂”“社区”“学校”和“慈善“这些功能三位一体，紧密相连。
1791年有工人981名，1793年1334名（其中68%是童工），1820年薪拉纳克村有2500人左右，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1780到1790年代的十余年间，戴尔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的努力也对格拉斯哥成为英格兰工业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善用财富给予穷人关爱，将一生都献给了事业、教育和慈善，在英国特别是在格拉斯哥，人们给予戴尔很高的评价。
1799年，戴尔自知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无法再进行实际的工厂管理，因膝下无子，开始物色继任者。继任者必须按他的理念进行管理，特别是要关注对儿童的教育与进行道德教化。恰巧已在曼彻斯特纺织厂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28岁的欧文，正在向戴尔的大女儿求婚，因此决定将工厂出售给未婚女婿。欧文当时支付了其中的3000英镑，后来戴尔又把这笔钱作为嫁妆送给女儿。这样欧文就买下了薪拉纳克纺织厂，从此纺织厂就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1968年棉纺织厂关闭，这个”工厂社区“模式吸引了各阶层的注目，除了本国本地人外，曾有许多国家的人纷纷慕名来参观访问。如今，”薪拉纳克“不仅仅指一座棉纺织厂，它成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实验的象征，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注：文章配了照片及说明“薪拉纳克至今完好保存着19世纪留下的厂房、学校等建筑”）。
以上摘自《英国“社会主义实验村”背后的故事》，以下是读后感。
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最核心是说社会主义人人平等，还有没有剥削压迫，穷人也难吃饱穿暖等等。至于社会主义的准确定义和概念是什么，似乎谁也没说清，谁也说不清，有待智者们深入探讨研究，取得共识。有人提了几项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大都难以实行，照着实行的效果都不好。
社会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理想，这种理想能不能实现？怎样实现？实行过程中的步骤、方式方法有哪些？应该重点强调和防止什么？需要志愿者、献身者和有识之士在具体实验过程中探索和积累经验教训，逐步改进、改革和改善。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一生献身于创建理想社会的事业，他们自己提供土地和资金，吸收和引导部分贫困民众，扎扎实实从事社会主义实验，探索消除贫穷落后、提高文化道德素养，实现团结互助、人人平等理想社会。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英国欧文（注：首创者是戴尔）和法国的傅立叶，特别是存在了百多年、几百个以色列的吉布提，一直进行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验，虽然这些都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
当然，也有自称掌握了社会主义真谛的英雄豪杰，用暴力、斗争、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其据说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适得其反，导致普遍民穷。
戴尔 有良知、善心，一生扑在帮助贫困儿童（注：慈善机构收养的都是被父母遗弃或父母双亡的孤儿）、进行社会主义实验上。不错，他是实业家，也就是资本家、有资金优势的大资本家，但他倾其财力用在慈善和教育事业上，令人钦佩。由此可见，资本家也有好人。那种一分为二、斗争哲学、非敌即我、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观点是不对的，固定的僵化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认定也是不对的，更不要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注：中国民国时期民生轮船公司经理卢作孚，是从事事业、教育和社区建设的杰出代表，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作出了重大贡献。可惜，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被逼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