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哥哥聊天，他说要回趟四川办事。想起快四年没有回去过，父母仙逝回去的机会就更少，我闭目和哥哥聊了对老家亲人的思念。渴望倾述一种情，又有人听得懂，这大概就是失去双亲依然手足情真半百人的福。

哥哥周一下午四点到自贡老家，周二中午十一点半离开，他看望了小舅小舅妈、看望了他的数学王老师、还会了同学，在二十个小时内马不停蹄。我可以想象到他回老家的激动，但我没想到他会找到叶姨的小儿子，曹光华，一起去给叶姨上了坟。

看着哥哥发来的他为叶姨上坟的照片，从叶姨的墓碑上，我终于知道了叶姨的生卒年月，一个哥哥和我都不太清楚所以常聊到的话题。

“生于公元一九一八年农历五月廿一日
故于公元二〇〇七年农历十月十四日“

原来叶姨比妈妈大十岁。叶姨出生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那一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种流感在欧洲蔓延至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导致全球超过5000万人死亡。因为2020年的新冠疫情而再次成为大众焦点）。妈妈出生在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Fleming）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盘尼西林-Penicillin，虽然到1943年才开始批量生产青霉素）。叶姨和妈妈晚年都患老年痴呆症，去世时八十九岁。

”故顯妣葉母楊老孺之墓”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叶姨的墓碑。查到“顯”，显的繁体字，是对死者的尊称和赞颂。“顯”表示“顯赫”，说明家族很有声望、死者生前地位高。“先”和“顯”是谐音，下列2种情况下，只能用“先”，而不能用“顯”：一，如果逝者尚有长辈在世（如祖父母、父母、伯父母、岳父母中的任意一人健在），就只能用“先”，一般家族地位最高的人可以用“顯”字。二，如果去世之人没有任何孙子辈（孙子、孙女、外孙），那么也只能用“先”，而不能用“顯”，古人讲究“三世同堂”，没有孙子辈说明还不圆满。母为”妣”。叶母杨氏老夫人为“葉母楊老孺”。

墓碑左边是孝男、孝女及配偶，孙儿、孙女及配偶，尊孙、尊外孙。墓碑上叶姨名下有三个孝男：叶光荣、曹光华、哥哥，一个孝女：我。叶姨对哥哥和我的爱不仅留在我们心里，也留在她晚辈心里，哥哥和我才会出现在她晚辈为她立的墓碑上，想到这里我很感动。

叶姨的小儿子原来叫叶光华，我们叫他小叶哥哥。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叶哥哥下乡去珙县，当过保皇派；保皇派是支持和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当地的党政组织、“走资派”领导，对文化大革命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和组织。大叶哥哥在工厂上班，当过造反派。为了让小叶哥哥从珙县农村回到城里顶替上班，叶姨把他过继给要退休的幺公，叶姨的继父。所以小叶哥哥就改姓曹，顶替幺公去自贡建筑公司上班。因为大叶哥哥是造反派，叶姨在罗湾大院里才打败了想欺负我们的造反派邻居。

看着哥哥给叶姨上坟的照片，我想到叶姨做会为嘎嘎买木棺材的往事，不知道嘎嘎的墓地在哪里，还有人去为她上坟吗？想到这里我更懂得关爱生者的意义。

今天，坐在美西加州女儿的家里看着叶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单人照片，我想起了这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每月工资是五十多元，就求爸爸妈妈赞助买了一个佳能高级照相机。叶姨来我们在檀木林红星扁家里玩时，妈妈就告诉叶姨：“静川就是会花钱，刚买了一个一千多块的照相机。”叶姨听到后眼睛一亮，她没有迎合妈妈批评我，而是对我说：“你给我照几张照片吧。”我以为叶姨想拍风景照，就问：“你想去哪里照？”叶姨说：“就在家里照。”叶姨就在我房间的书柜边和书桌旁照了几张单人照。拍完照片后叶姨又吩咐我：“你印出来给我看看，如果照得好，我就放大留起来以后当遗像。” 二十多岁对死亡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却依然畏惧总刻意回避，我被叶姨的话惊呆了。凝视着叶姨慈祥安然的笑容，我深深感恩她留给我的人生观：热爱生命，尽心尽力照顾哥哥和我健康成长；不畏死亡，早早为自己的后事做安排准备遗像。

在追思最亲的父母和叶姨时，我常感受到与人为善的天意是让人间流传着温馨甜蜜的故事和可以效仿的凡人足迹，这将滋润下一代的成长。

小插曲

1987年，69岁的叶姨在我们檀木林红星扁的家里，这是叶姨让我给她拍的遗像照之一。

2023年11月1日，哥哥周一下午四点回自贡，周二中午十一点半匆匆离开，其间他去给叶姨上了坟。

爸爸妈妈归天后，隔着大洋的我们兄妹俩，黎川和静川，每周通话聊天养心，一起回忆过去五十多年里共享的爸爸妈妈叶姨和家的故事。

搬家是我们反复在讲的一个故事。从前搬家一次不容易，因为住房都是单位分配，换工作单位的机会不多，搬家的机会也不多。搬一次家总会留下难忘的故事。

我们和爸爸妈妈住一起的时候搬过三次家，分别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依次从市委北苑的家属区搬到伍家坝罗湾大院，从罗湾大院搬到东兴寺碉堡山的盐务局家属宿舍，从碉堡山搬到檀木林大街经委的家属宿舍。我们住过的四个地方都是妈妈的工作单位分配给的房子。

北苑搬到罗湾

1968年文革初，我们第一次搬家，从市委北苑的家属区搬到伍家坝罗湾，因为北苑的“黑市委”被“驻军办”取代了，前市委家属必须搬出北苑。

这次搬家的所有家当很少，妈妈的红色樟木大箱子和黑色猪皮箱、一个带轮子的竹童床、一家人的衣服被子、锅碗瓢盆、一根黑漆方凳，用一个平板车就装下了。北苑家里的大饭桌、几张椅子和一个大木床都是公家的不能搬走。

叶姨说从北苑搬到罗湾，是家公借来一个人力平板车，让永嘉舅舅帮忙拉车搬东西，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舅舅拉车，叶姨带上我们跟在车后面走，从北苑在关外的大门出来，经过隆井右转走三八路到罗湾。

伍家坝的罗湾是一个低洼地势的大宅院，坐落在从火车站通往蜀光中学的碎石三八公路左边，离蜀光中学不到一公里。

罗湾大宅院分前院、中院、后院，从碎石路下石梯就进到前院，从前院到中院是平地，从中院到后院还要下梯，所以后院更低。前院背靠通往蜀光中学的碎石路，后院紧邻木材加工厂的小铁轨道。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大院。前院有两排砖瓦房，背靠碎石路的是一排平房，相隔一个石坝子的另一排掺杂着平房和楼房。我们住在前院掺杂着平房和楼房那一排的一间平房大屋里，后来请人用竹篱笆加土坯隔成了两间屋。

罗湾住满了从北苑出来的“黑市委”家属。我们隔壁是李林姐姐和她爸爸，一位老红军，李林姐姐有一个弟弟在军队。李林姐姐告诉叶姨她爸爸尿床，叶姨就教李林姐姐去买狗肉炖汤给她爸爸喝。后来李林姐姐和爸爸搬到尚义号的一个大院里，叶姨带我们去看过李林姐姐，静川还记得在尚义号的大院里见到了好多罗湾时的邻居。我们在罗湾相隔一个石坝子对面的邻居是下台的市委书记李唐基，他家的左边是我们的公用厨房，右边是王富元家；我们很少看到这些大人，好像都是孩子当家。胖胖的黎川很喜欢坐在两家之间的石坝子，让胖胖的南方（李家二小姐）掏耳朵。静川还记得南方和李雁（李家三小姐）坐在石坝子把剪下来的长辫子编插到她的短发里，让她有机会摆一摆双手紧握胸前大辫子的姿势（样板戏宣传画上铁梅的大辫子曾是好多女孩梦寐以求的发式）。李家唯一的儿子叫弟娃，在文革时被打傻了，听说已经去世了。刚搬到罗湾不久，王富元的儿子一出大院就被打得头破血流，看上去很吓人。

叶姨带我们出罗湾大院时也有人要欺负我们。叶姨会很凶地说：“这两个娃儿的老汉儿（爸爸）是解放军！”

静川的故事：刚到罗湾，叶姨用一个漏水的搪瓷盆堆上稀泥坯和头发做了一个灶，放在公用厨房里烧水做饭，后来又请人做了一个灶台。我们的公用厨房里有个不小的水洞，洞里随时都有滴水声很凉快，所以厨房很潮，叶姨曾把剩的菜挂在洞子的壁岩上。厨房外李林姐姐家门前的石坝子还有一口水井。自来水停水时，全院子的人都来这里打井水和洞水。有一次厨房洞子里的水被打干了，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好奇地沿着几个石梯走到洞底，洞底的石头很平很滑，我不小心滑进石梯右边的一个一尺宽两尺长的小水井里。当我像一个落汤鸡惊恐地从厨房跑到石坝子时，节约姐姐带着妹妹正好来看叶姨，叶姨忙着和她们说话就没有骂我，让我自己回家把衣服换了。林彪事件前后，好多人家都从罗湾搬走了，有的搬去唐坎上新修的市委宿舍，有的搬去尚义号大院，罗湾大院里搬来了好多新人家。因为妈妈还没有找到单位，我们还住在罗湾，叶姨很快和新来的一些邻居成了好朋友，比如我们隔壁的一对年轻夫妇，女的长得非常漂亮，男的带眼镜，绰号眼镜儿，因为那时戴眼镜的人非常少见，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位个子矮小的司机，叶姨排队从他那要到一个装过汽油有盖子的大彬铁桶，洗干净了用来放怕潮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厨房很潮湿；还有肖老师，我在金子凼小学的启蒙数学老师。肖老师搬来罗湾不久，她爱人，在木材加工厂上班，就因车祸过世了，留下两个女儿。我们搬到碉堡山之后，叶姨还带我们去罗湾看过肖老师，参加了她在张家沱举行的婚礼，去她在四医院对面的新家看过她的新生儿。隔壁的眼镜很想要一个儿子，但他夫人坚决不要。有一天，我听叶姨绘声绘色地给人聊天：“隔壁女的去做了人工流产，打下来一个腰子；腰子就是儿子，好可惜！她眼镜儿就想要个儿子。” 我听得一头雾水，为什么腰子就是儿子，当然我不会提问，因为叶姨不喜欢我问问题。

罗湾到碉堡山

1972年，林彪事件后，我们第二次搬家，从伍家坝罗湾搬到东兴寺碉堡山盐务局家属宿舍，这时妈妈已经在东兴寺的盐务局办事组工作一段时间了。

这次搬家，爸爸不在家，妈妈在家。盐务局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来帮我们搬家，司机是胖乎乎的邱叔叔，听妈妈说他是文革前市委书记的专职司机。我们的家具是满满的一卡车了，在罗湾添置的全木材质量很好的书桌和车滚栏杆双人床都是用肖老师，叶姨在罗湾的好朋友，的木材加工厂职工优惠卷买来的。

我们住在碉堡山半腰上一个八户人家的L形联排平房，房外屋檐下有一米多宽的走廊。据说这曾是是盐务局的办公室，宽敞的走廊便于办公人员在雨天拿文件跨科室工作。L形平房是依山而成；长的一边住着六家人，大概三十米背靠山坡，坡上就是那个石头砌的碉堡；短的一边住着两家人，大概十米指向山下，我们家在短的一边。这里每户人家有一间半房子，只有我们家最宽是两间房子。每家有独自的三四平方米的厨房，是临街坡上的一排矮平房，与住房隔着一个露天坝子。

我们搬进这两间房子时，虽然前房主已经调到成都工作了，但他夫人和家具都还没搬走。因为听说有人想强行搬进来这即将空了的两间房子，我们就赶在房子还没有空之前搬来了。两家的东西都挤在一起，一家准备搬走，另一家准备搬进，有门的外屋乱糟糟的几乎没法下脚。前房主的夫人说一口普通话，她对提前搬进来的我们很友善，在邻居间也留下了传说。我们在碉堡山安顿下来后，还常听邻居讲她的小故事，说她喜欢小孩，不喜欢山坡下路边一家人把被车撞死的狗埋在山坡上她的窗外。

叶姨在碉堡山住房和厨房之间的空地上圈出一个小花园，种了红玫瑰和金银花。叶姨用柏松树杆给金银花搭了一个蓬，还招来内迁到自贡的外地人给长势喜人的金银花蓬写生。那时我们都很胆怯，看着写生的人充满好奇却又不敢上前搭话。邻居刘孃孃曾指着我们的小花园说：“叶姨好能干！你们没有搬来前，没有人会想到在这空地上开一个小花园。” 后来邻居崔嬢嬢和曾老师家也在家和厨房前的空地各圈了一个小花园。1986年，我们离开碉堡山搬到红星扁之前和即将搬来的那家人有过接触，那家女主人称赞我们的红玫瑰古老茂盛，听起来叶姨种了十多年的这棵红玫瑰已经小有名气了。可惜碉堡山已经被铲平从地球上消失了。

碉堡山搬到檀木林

1986年，我们大学毕业后都回自贡工作了，我们第三次搬家，从碉堡山搬到檀木林大街，因为妈妈退休前的工作单位经委在檀木林红星扁刚新建了一栋单位宿舍楼。妈妈分到一门栋三楼的一个带阳台的三室一厅。这是我们第一次住楼房。

这次搬家，我们的家具用大卡车拉了两三次，因为有好多家具了。大木床有罗湾搬来车滚栏杆双人床和一位离开自贡的老部长送给妈妈的棕绷大木床。一个土漆大衣柜是请人做的。一对做工精细的竹沙发是妈妈买的、沙发工厂专门送到家里来的。一对没有脚的土沙发是爸爸在自由市场买的。几个两尺见方的茶叶木箱是花三块钱二姑帮买的，爸爸把这几个木箱改装成有开关的门后给我们做衣柜和书柜。大饭桌子是叶姨买的，吃饭坐的两根木凳是爸爸买的。一个乌木大衣柜是爸爸在新街口的一个日杂公司门市部花了不到一百元买的二手家俱；爸爸把这个乌木大衣柜托运到北京，如今是我们家的一件古董了。还有罗湾搬过来的书桌和妈妈的红色樟木大箱子和黑色猪皮箱，以及静川上大学时用了四年的爸爸的棕色牛皮箱，还有锅碗瓢盆和花钵等等。

虽然爸爸妈妈静川都在家，黎川一个人操办了搬家一事。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黎川从林业局借了一辆大车跑了两三次，还请了四五个中学同学来帮忙，好像有王全，雷国钢，周永强，任加齐。搬完家黎川请大家去饭馆吃了一顿。静川没有参与搬家，因为她在蜀光中学上三个高中班的化学课还当班主任很忙。

我们住楼房时的隔壁邻居是后来自贡的一位黄副市长，他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一儿一女，他家是三室一厅带拐角阳台，搬进去前做过一些大改动。有一次，静川和妈妈聊到文凭和前途时，妈妈用隔壁邻居做榜样鼓励静川：“隔壁黄部长是中专毕业，从车间做起，因为有能力，从鸿化厂调到市经委当副部长。”静川说：“难怪我总觉得他像个工人叔叔。” 我们楼上住着熊明镜总工程师一家，他女儿是专家医生，妈妈找他女儿看过病也问过药忌药效等平常病人关心的问题。听妈妈说熊总也是从鸿化厂调来的。

我们搬到檀木林后，叶姨已经归佛（解放前叶姨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只吃素，她的头发也盘起来了。叶姨一定要用从来没有沾过荤的锅碗做饭吃，叶姨来家里看我们时，黎川想留叶姨吃饭就会说：“我给你做素菜，就在这里吃吧。”叶姨总是嘴巴一撇说：“我还不知道你们家？那些锅都是做过荤菜的。”她来家里看我们几乎不在我们家吃饭了。

小插曲

（1965年，妈妈、黎川和静川在自贡北苑的家门前合影）

（叶姨、黎川和静川在罗湾时拍的照片，寄给经常不在家的妈妈看）

（样板戏宣传画上铁梅双手紧握大辫子的姿势，铁梅的大辫子曾是好多女孩梦寐以求的发式。）

（1988年，叶姨在我们檀木林红星扁的家里。）

（1997年，爸爸妈妈黎川静川在檀木林红星扁的家里）

故事小花絮

这里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物也有小故事，比如与罗湾连着的我笑眯眯家公的故事。

从北苑搬到罗湾的那根黑漆木凳的历险记和留下的儿时记忆都在这里。

静川在罗湾当过铁梅的故事。

叶姨和节约姐姐的故事。

妈妈八卦时曾提到开车帮我们从罗湾搬到碉堡山的司机秋叔叔的故事。